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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 愿望、关切和利益符合 中国的 政策立场

印度的 愿望、关切和利益符合 中国的 政策立场

印中两国政府首脑在 2016 年只进行过两次会谈,还都是出席多边会议时趁着间隙进行的短暂互动。2016 年 9 月初,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前往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十月中,中国主席习近平前往印度果阿出席第八届金砖国家 (BRICS) 峰会。(金砖国家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不过,为推动中印两国在 2016 年 5 月初共同提出的“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倒确实对中国进行过国事访问。这是慕克吉 2012 年 7 月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同时他也是 2000 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印度总统。

总体而言, 2016 年的中印关系受一些具体分歧影响,这些具体分歧也反映了两国之间存在更为根本性的分歧。中国在是否将一位著名武装组织头目列入联合国恐怖主义名单的政策立场、在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 (NSG) 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以及两国在边境和贸易方面的分歧,在印度眼里,都被解读为中国对印度的愿望、关切和战略利益不够尊重。莫迪总理在 2016 年 9 月访问中国时,将双边关系和更广泛的限制联系到一起,说:“为了确保持久的双边关系和这些关系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尊重对方的愿望、关切和战略利益,这点至关重要。”

在对这一观点的另一次阐述中,莫迪呼吁两国“谨慎对待对方的战略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趋同之势……防止负面观感增长。”显然,莫迪认为中国没有尽到责任,同时宣称印度正在通过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来尽到自己的职责,并具体指出两国在“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和加大文化与人员交流方面取得了成功。

2016 年 5 月,中国北京,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陪同下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为其举办的欢迎仪式。[路透社]

2016 年 3 月,中国不支持将激进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 (JeM) 的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 (Masood Azhar) 列入联合国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制裁监督委员会的恐怖分子名单。联合国提出此倡议是在 2016 年 1 月 2 日印度帕坦科特 (Pathankot) 空军基地遇袭后不久。据印度官员称,发起袭击者为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和穆罕默德军。

此后不久,事态有了奇怪而且至今不明的进展:据数家新闻机构报道,维吾尔族异见人士、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多里坤•艾沙 (Dolkun Isa) 本已获得印度签证前往达兰萨拉参加会议,结果签证却被取消。在这个问题上,印度的媒体十分活跃,一年中多次对此进行了反复报道。印度官员虽然集体失声,但其态度却明确反应了双方分歧继续存在。

例如,在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 2016 年 5 月的中国之行前夕,印度外交部一名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这一问题时回答说:“在穆罕默德军这个问题上,我完全赞同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与印度方面保持着密切沟通这点,我们和中国方面也保持着密切沟通。”

这就是官方说明的全部内容。印度官员表示,莫迪在 2016 年 9 月访华期间,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大使馆所遭遇的恐怖袭击进行了谴责,并向习近平重申
“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决不能以政治考量为动机。”印度新闻发言人没有提及习近平是否对此进行了回应。

在 2016 年 12 月印中智库的一次联合会议上,印度外交部国务秘书苏杰生 (S. Jaishankar) 的态度比他的老板稍微放松一些,但还是非常谨慎。他指出,两国都“面临着来自原教旨恐怖主义的威胁,在针对这一问题的重大国际论坛上,我们本应有效合作,但似乎我们还不能做到。即便是在主权问题上,肯定也可以对对方的处境再敏感一些,多一点理解。”

苏杰生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反应了印度对中国在将阿兹哈尔列为恐怖分子一事上保持沉默的解读。印方认为,此举是出于国家主权方面的顾虑。情况可能的确是这样,但这一事件表明,即便是在中印双方都表示有着共同利益和原则的问题上(反恐),在巴基斯坦和联合国行动方面的分歧也会让双方不能并且不愿完全接受对方的利益和立场。

尽管如此,双方仍坚持称他们将继续展开反恐合作。莫迪在 2016 年 11 月会见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时指出”恐怖主义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欢迎印度和中国在反恐事务上加强合作”。

令印中关系在 2016 年下半年进一步复杂化的另一起事件是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在核供应国全体大会 6 月份于韩国召开之前,中国外交部在网上发表了一份宣言指出,核供应国集团内部对是否允许“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缔约国”加入尚存在“很大分歧”。 2016 年 16-17 日,外交秘书苏杰生被派到北京进行会谈。据中国新闻发布会称:“苏杰生外秘访华时,印方从应对气候变化需大力发展核能的角度,提出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中方表示,理解印方发展核能的需求。”

同时,中方重申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防扩散体系基石的重要性,强调当前集团内部对于“非 NPT 缔约国”这类国家加入仍有分歧。中方还指出,“核供应国集团会议议程从未有过任何具体‘非 NPT 缔约国’加入问题的议题。此次首尔年度全会也无这样的议题。因此,对具体‘非 NPT 缔约国’的加入是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目前根本都无从谈起。中方这一立场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适用所有‘非 NPT 缔约国’。”

印度随后进行了回应,表达了对共同原则没能转变为统一政策的不满。外交秘书苏杰生说:

“考虑到我们‘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和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集团的承诺,我们应该相互支持,以实现我们的《巴黎协定》承诺。”

就印度而言,预计能获取核技术是关键所在。核技术控制集团基础广泛也有助于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秩序。考虑到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中国应将其视为发展愿望,而不要带上政治色彩,这点非常重要。
在印度加入核供应国这个问题上,北京方面关注的是成员国要有统一标准,但印度从中国的立场中解读出来的内容显然要比这个要多得多。两国关于“国际秩序”的分歧也印证了这点。
外交秘书苏杰生重点指出了双方的另一个分歧,他说:

“尽管全球论坛不断谈到中国和印度虽然存在双边分歧,却拥有共同利益,但现在双方的分歧相当明显。尽管我们都对建立更民主的世界秩序负有责任,但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却和我们试图通过改革现有多边机构和合作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发展银行(以前名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等新机构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贯态度背道而驰。

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是因为在原则问题方面,我们实际上并无多少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 2016 年我们两国之间有上面提到的种种分歧,我们近 60 年的边境争端却在这一年平息下来,只举行了常规的军方会议和特别代表会谈。”

苏杰生 2016 年 12 月在中印联合智库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将重点放在了积极方面,称两国“已就解决边境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了一致,边境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与安宁。”他表示,边境地区的摩擦事件还将继续发生,这是“因为两国后勤保障能力不同,且未能对实际控制线达成一致”,不过有趣的是,接下来他又表达了自己的希望,说“随着这些分歧(可能是指两国后勤能力不平衡和对实际控制线缺乏一致认识这两点)的缩小,我们将看到边境形势更为稳定,而这将有助于我们达成最终的边境解决方案。”

苏杰生微妙的措辞里似乎包含了对中国的警告,并传达了印度将努力通过基础设施和军事装备升级来减轻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印方一侧的后勤保障能力问题的信息,同时还提到了印度曾多次提出的关于澄清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问题的外交请求,总理莫迪在 2015 年访华时就曾提出过这一请求。

中印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喜忧参半。据印度外交部官员称,莫迪在 2016 年 9 月访华时,并未把双方的商贸关系作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来提——我们甚至不清楚他是否压根儿就没提及双方的商贸关系。这和慕克吉总统 2016 年 5 月访华时的态度截然相反。慕克吉刻意将访华第一站放在了经济实力高达一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6 万亿元)的广州省。在访华期间,慕克吉总统提到,尽管还存在贸易不平衡现象,但中印双边贸易额已从 2000 年的 29.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92.06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71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4686 亿元),并希望“进一步扩大并实现更公平合理的商贸往来”,希望印度产品在中国占有更大市场。

慕克吉还提到,“让人满意的是,双方都更注重双向投资。”苏杰生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对此进行了响应,他说:“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差异和制度特色带来了严峻的贸易挑战,对于这点,我们毫不惊讶。”他担忧的是“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让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商贸方式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最后他还是比较乐观:“不过,我们真诚地尽力通过加大投资和扩大市场准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关系成熟的证明,我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加大投资方面取得的成绩要大于扩大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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