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领域 行动

多领域 行动

走近周边的超大城市

《论坛》员工

未来几十年,印太地区的军队将在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城市开展行动。这些复杂的任务或将同时涉及所有行动领域和各军种,以保持对自然或人为威胁的优势。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总司令斯蒂芬·汤森德将军认为,这是印太地区新出现的情况。

2018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第六届太平洋陆军专题研讨会暨博览会(LANPAC)上,汤森德将军通过卫星信号发表演讲表示:“未来将无法避免要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作战。”来自军方和国防工业部门的 1600 多名与会者(包括来自 26 个印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未来面临的挑战。

月光照亮泰国曼谷的夜空。
美联社

根据多领域行动概念,美国军方及其盟国和伙伴将在陆地、空中、海上、网络和空间等所有领域开展行动并有效开展工作,并与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等各军种合作遏制并战胜能力越来越强大的潜在对手,及有效管理其他安全问题。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到 2030 年,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将生活在大城市。超大城市数量将从 33 个增加到 43 个,人口在 500 万至 1000 万之间的大城市数量将从45个增加到 63 个。事实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超大城市位于印太地区。根据联合国 2018 年的数据,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京有3700万居民,其次是新德里 2900 万人,上海 2600 万人。孟买、北京和达卡分别有接近 2000 万居民。

美国陆军协会高级研究员、退役中将詹姆士·杜比克在 LANPAC 研讨会上表示:“这种规模下的复杂性难以想象。”

使该地区的状况更加复杂化的是,区域内许多主要国家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往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频繁地遭受自然灾害——环太平洋火山带是太平洋中一个广阔的海盆,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活动。联合国最近一篇题为《2017 年亚太灾害报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分析报告显示,自 1970 年以来,该地区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全球死亡总人数的 57%(200 多万人死亡),原因主要是地震、风暴和洪水。

复杂之处不仅在于如何在超大城市环境中作战,还在于如何开展非作战运动。于是美国陆军扩大了多领域作战概念,以反映未来许多将采用不断演变的理论的行动,这些行动需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战斗援助和服务。

超负荷城市的脆弱性

超大城市是指人口规模达到或超过 1000 万的城市。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情报计划和政策主任罗素·格伦博士在 LANPAC 研讨会期间解释道,超大城市是指“具有超大人口规模、地域范围、物理和社会复杂性以及类似突出特征的城市区域,包括至少具有国际和更广泛区域的影响力”。

格伦表示,“因为超大城市的影响力远超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其他城市。”

美国陆军斯蒂芬·汤森德( Stephen Townsend )将军在 2018 年 2 月访问巴格达期间与一名伊拉克军官交谈。
美联社

以东京为例这座城市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城市人口,且在日本国内也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东京的城市面积为 3925 平方公里,370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30%)在这里居住,即每平方公里约 8790 人。该城市产生日本 GDP 的近 35%。东京的 GDP 高于西班牙,并与得克萨斯州大致相同。日本半数的大公司和 84%在该国开展经营的外国公司总部设在这里。

如果东京受到损害,则该国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和地区经济也可能受到影响。想象一下,如果日本仅仅只是需要撤离这座城市的居民,后勤方面将会面临的挑战。要在一夜之间为 3700 多万人找到住处,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我们考虑不得不在超大城市开展行动时,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自然灾害或其他事件中,后勤指挥控制都绝非易事。超大城市带来的挑战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要面对的任何挑战。”

在以往的冲突中,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军队从未在达到类似规模的城市开展行动。比如,朝鲜战争期间首尔是一个拥有 100 万人口的城市。今天,如将周边大都市地区考虑在内,它是一个人口超过 2500 万的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的范围只会扩大和加强。曾担任伊拉克多国安全过渡司令部司令的杜比克说道:“城市化始于工业时代,因工业时代而加速,如今在信息时代又因为许多相同原因和一系列不同原因而高度加速。”

作战行动

LANPAC 研讨会期间专家警告称,在超大城市作战将特别具有挑战性。

汤森德说道:“城市作战,特别是在超大城市作战,对于我们双方的安全部队而言,对于我们的敌人和留在那里的人民而言,都将是极其暴力、极具破坏性的。”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伊拉克政府及其盟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发起了为期 9 个月的行动,目的是从 IS 手中解放这个城市和相关地区。

“我们的传感器在城市环境中效力会降低,传感器的适用范围会缩小,武器的适用范围会缩小,我们的武器的效力会降低,”汤森德说道。

汤森德表示:“尽管我们的任务指挥系统很强大,但它们都会面临环境带来的挑战——现代城市……城市的地形很复杂。进入一层以上的深处,就会失去与上面所有人的联系……因此,传达指挥官意图和赋予下属权力……以实现指挥官意图,并相信他们会这样做的整个概念,这正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战斗方式(甚至是在小城市)。”

汤森德说道:“如果我们的军队——联军参加摩苏尔的战斗,则可能会更快取胜,破坏可能会更小,伤亡也可能会更少。但即使如此,摩苏尔对我们来说也会是一个大难题。”

与世界上的新兴超大城市相比,摩苏尔规模较小。战斗开始时,摩苏尔的人口规模徘徊在 150 万左右。不到 15 万士兵参加了这场战斗,造成约 1.5 万人伤亡。

“敌人盯着摩苏尔,IS 盯着摩苏尔,全世界面临的威胁加剧,各民族国家盯着摩苏尔。我认为他们会故意把战斗引向城市,因为这会让我们的很多技术优势无用武之地, ”汤森德说道,“战火迟早会燃烧到超大城市,几乎无法避免。”

“面对意志坚定的战斗人员,城市地形能很好地让各方回到同一起跑线,”韩国联合部队参谋长迈克尔·比尔斯中将在 LANPAC 研讨会上表示,“超大城市会放大防御方的力量,并削弱攻击方在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优势。”

2017 年 7 月,伊拉克部队继续在摩苏尔老城对 IS 武装分子发起进攻之际,逃难的伊拉克平民经过受损的努里清真寺。美联社

且想想保卫今天的首尔所要面临的挑战,首尔有数百公里的地铁,数百个地铁站及在城市地下建造的购物中心。比尔斯表示,尽管通信系统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例如可用于隧道中的曲棍球尺寸中继器),但当代建筑仍会对活动产生限制。

美国高官在 LANPAC 研讨会上表示,出于这些原因,多领域行动对于在超大城市执行任务至关重要。

多领域行动为军事领导层解决新出现的威胁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新理论力求整合各军种及他国友军的力量,以击败对手。例如,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可以发现威胁,韩国可以追踪威胁,日本可以消除威胁。

实地测试

2018 年 7 月中旬,美国陆军在环太平洋( RIMPAC)演习期间首次将其多领域作战概念付诸实践——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2018 年 6 月 27 日至 8月 2日, 25 个国家、46 艘舰艇、5 艘潜艇以及约 200 架飞机和 2.5 万人在夏威夷群岛与南加利福尼亚州及其周围参加了 RIMPAC 2018 演习。

在 RIMPAC 的多领域行动“沉没演习”(SINKEX )期间,美国联合部队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军人一起进行了多项跨各领域将各军种联系起来的陆海空协调精确打击。他们瞄准并击沉了美国的退役海军舰艇“拉辛号” ,使其沉入太平洋。

据媒体报道,多国部队实时运用远程炮击、空袭、潜艇攻击及陆基导弹打击了这艘两栖舰艇。比如,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了 12 型地对舰导弹——该导弹以高亚音速飞行,射程超过 100 海里。

曾参加 SINKEX 演习的第 17战地炮兵旅司令克里斯托弗·温兰德上校解释道, “多域行动依赖于多域目标确定。”该旅构成多领域特遣队的基础——这个特遣队是为实地测试多领域理论而设立。

温兰德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联合协调行动能力,以便能够在所有领域遏制对手。”

2017 年 8 月反恐演习期间,首尔一地铁站的乘客围观韩国警察。该演习为乙支自由卫士演习的组成部分。美联社

这就需要进行协调,综合来自各领域的信息,以便在适当的时候确定和打击目标。

多领域行动旨在通过整合和同步无人监控装备、航空、远程火炮、防空、电子战、网络和空间设备等能力,克服近对等对手阻断通行的威胁。

已退役的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发言人克里斯托弗·加弗上校认为,多领域行动是以过去的联合军备工作为基础,并加入了网络和空间领域。

加弗表示:“未来战场上的士兵将能在较低级别更直接地进入所有五个领域。”

大型城市体系带来的挑战

历史上,美国军队向来试图包围、孤立或避开大城市,但现在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在超大城市内部和周边展开战斗。比尔斯表示,尽管仍可以包围摩苏尔,但决对没有办法包围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超大城市无法包围,也无法避开。如果想要影响到人类未来居住地形的中心,则必须进入这样的城市,并在其内部展开行动。”

超大城市不仅面积庞大,而且还会带来其他挑战。在农村环境中,各种军事行动可以相互孤立。但城市环境中,多米诺效应或波纹效应往往会更大。

汤森德说道:“在城市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产生反响。”

军事领导人还必须考虑到在一个超大城市采取行动对该地区的影响。

格伦解释道:“超大城市本身是一个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系统,但也是可扩展到全球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权力及根深蒂固的威胁的来源存在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比尔斯认为,“社会结构可能比物理结构更重要……决定性的地形可能不是地面,甚至可能不在城市地区。”

由于这些原因,“超大城市可能会拥有超越军事优势的更大战略优势”。

此外,危机和冲突造成大城市的正常流动中断,并产生新的流动。了解城市的独特流动将是军事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提供良好的治理等民间关切以及保护水和电力供应等环境关切也将对活动产生限制。

超大城市不仅每个街区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不一样。“城市地貌的变化如此迅速,”汤森德说道。例如,在摩苏尔,“我们的 C2 系统、定位系统……很快就过时了,因为城市地貌的变化比我们图像更新的速度快。”

和平时期,城市的扩张也在不断改变着其地貌。比尔斯说道:“登陆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购物中心或停车场。”

信息、网络和电子行动将是超大城市多领域行动的关键所在。仅仅保持对局势的了解就需要极其大量的信息和分析。熟练掌握语言和文化对于管理行动和应对也很重要。

比尔斯表示:“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在超大城市呆上几个月、几年,因而需要求助于民众来确定灾后所要恢复的正常状态。”

高级领导人表示,继续加强关系、分享信息和努力了解伙伴关系的复杂之处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格伦解释道,通过“利用这些军事和民事(关系),才能充分了解我们开展工作的环境。”

协调行动能力

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灾害和冲突今后可能在超大城市发生——考虑到印太地区当前已容易出现灾害和冲突,因此在这方面是重点区域。此外,各位高级领导人表示,在超大城市开展行动将对所有军种、所有领域提出要求,并将对联盟提出挑战。

汤森德向 LANPAC 的与会者表示,“敌人将给我们在该地区的伙伴关系制造矛盾,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就这些挑战达成共识,并努力提升我们的协调行动能力。”与会者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印尼、日本、韩国、蒙古、尼泊尔、台湾、斐济和瓦努阿图等国。

汤森德向各位军事领导人表示,“在发展这个我们称之为多领域行动的概念时,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考虑超大城市作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在超大城市作战方面,美国是你们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我们将寻求提高大家的协调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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