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为了公诉 还是迫害?

天网:为了公诉 还是迫害?

中国司法不公开引发他国引渡担忧

《论坛》工作人员

名字充满暗示意味的中国“天网”行动,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腐败官员、不法金融分子和洗钱者展开打击。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这一行动以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该行动在铲除贪污方面节节胜利,许多外逃的党内和军内高官也被引渡回国。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15 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在其官网上这样写道,“你能逃出国界,却逃不脱法律的制裁。”

不过,中国在全球撒开的这张大网,却受到了众多学者、人权工作者和收容中国逃犯的国家的抵制,他们千方百计想要中止这一行动。原因很多:中国素有将根据联合国定义罪不至死者处死的历史。中国的司法制度缺乏透明,中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多数在政治上较为敏感。

2017 年 3 月,出于对中国人权记录的顾虑,澳大利亚议会拒绝批准与中国的引渡条约。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波特伦兰恩 (Bertram Lang) 表示:
“加强国际合作(包括通过引渡)打击跨国金融犯罪的需要和对中国国内法律体制的合理担忧之间,明显存在两难困境。”

只有寥寥数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有引渡条约,其中包括法国和西班牙。北京已开始同加拿大接洽,准备就这一问题展开磋商。

台湾立法委员江启臣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台湾公民被拘押在肯尼亚一个警察局。台湾在 2016 年 4 月提出抗议,反对肯尼亚当局应中国要求非法拘留被肯尼亚法庭无罪释放的台湾公民。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澳大利亚最近拒绝批准与中国的引渡条约,就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顾虑。研究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引渡条约和治安协议的兰恩说,收容中国逃犯的国家不敢保证如果将这些人遣返回国,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司法制裁。

“中国国内的反腐运动虽然显示了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坚定政治决心,但该运动主要是由共产党半法律性质的纪律机构[中纪委]主导的,而这些纪律机构还都不透明。”兰恩说,“多数调查都是秘密开始,往往是在黑屋子里对嫌犯进行审讯,只有 4% 到 5% 的案件会移交给检察机关。”

是异见者还是犯罪分子?

人权工作者表示,接到中国引渡请求的国家面对的一大障碍是中国不愿意提供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在 2017 年 2 月发表的一篇题为《他们将我的人权工作定为犯罪:中国人权捍卫者状况年度报告 (2016)》的报告中,一个名为“中国人权捍卫者” (CHRD) 的非政府组织联盟指出,中国对人权工作者进行骚扰、折磨和监禁。中国人权捍卫者的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在 2016 年“出台了一系列严刑峻法,让警方有更大权力将人权活动定为犯罪。”

从人权角度看,中纪委执行的所谓“双规”纪律程序
“问题非常严重”,兰恩补充说,“这不仅是因为程序不透明,还因为据说在审讯时嫌犯经常受到折磨。”

兰恩说:“此外,在极端情况下,腐败分子仍然可能被判处死刑。因为这些原因,其他国家很难保证在与中国合作时能达到国际引渡法的基本标准。”

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目前在中国被处死人数仍然是国家机密。美联社报道称,据设立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美对话基金会”估计,中国 2013 年处死的人数大约为 2400 人,这个数字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基本保持不变。尽管没有“天网”行动死刑人数的公开数据,但中国人权捍卫者表示,习近平推出了限制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的法律,并将政治活动定罪为安全威胁。

中国称电信欺诈和收受贿赂等犯罪活动是其展开打击运动的原因,但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报告显示了哪怕只是出言反对共产主义,中国公民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人权活动家吴淦称,他在 2015 年 5 月被捕,但直到 2016 年 12 月才获准与自己的律师见面。吴淦告诉律师,为迫使他招供,中国当局对他进行了 300 多次审讯,将他单独关押起来并施加折磨。

政治和金钱

兰恩说,由于许多国家有着中国国内法律制度相当严苛的印象,在接到北京带有政治色彩的引渡请求时,他们往往加以抵制。他补充说,不过,引渡人数的增加表明,中国正以经济手段对一些国家施压,迫使他们将台湾人和维族人遣返回中国大陆。

“一个中国”的政策规定,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根据该政策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兰恩认为,这个棘手问题让与中国有引渡合作的国家陷入了选边站队的敏感处境。他说“很多引渡事件本质上都是政治事件”, 还说欧盟和东盟那种基于规则的引渡程序“肯定能加强法律确定性并减少个别政府的自由处置权”。

他指出,西班牙将 200 多名台湾公民引渡到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在 2017 年 2 月称,对西班牙将 200 名涉嫌电信欺诈的台湾公民引渡到中国大陆而非台湾感到遗憾。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政府称,他们是在对网络欺诈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后才做出这样的遣返决定的,而台湾外交部则称遣返“侵害了中华民国国人权益,并罔顾欧盟国家重视人权的传统”。

2016 年 6 月,柬埔寨警察和中国警察正在看守 25 名因欺诈指控而被遣返中国的台湾公民。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中国在非洲和欧洲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财政压力也开始发挥作用。 2016 年 4 月,肯尼亚发生了一起不同寻常的事件:45 名台湾公民被强制离境,并强迫他们登上飞往中国的班机。据《福布斯》杂志报道,肯尼亚法庭宣告 45 名被控电信欺诈的嫌犯中 22 人无罪,并简单要求其他人离开该国。台湾表示抗议,但肯尼亚答复说它是与中国建交,并非台湾。中国也暗示这些被拘留的台湾嫌犯有欺诈中国公民的行为。

中国有经济上的优势。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称,在 2000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为肯尼亚政府和国企提供的贷款高达 52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43.2 亿元)。肯尼亚的决定也并非独一无二。据美联社报道,除西班牙将 200 名台湾公民遣返至中国外,马来西亚、柬埔寨也曾将台湾公民遣返至中国。

在涉及北京引渡请求方面,台湾并非唯一的政治敏感词。维吾尔族人也是最受中国欢迎的引渡目标。例如,据美联社报道,2015 年 7 月,泰国尽管担心中国会对被遣返的维族人进行迫害,但还是同意将 109 名维族人遣返回中国,并因此遭到大肆批评。联合国难民署称泰国的行为是“公然违反国际法”。

维族是中国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所用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维族称其受到宗教迫害,而北京方面则往往指责维族分裂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泰国是少数遵从北京引渡请求的印亚太国家之一。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柬埔寨和老挝也曾将维族人遣返回中国。哈萨克斯坦曾在 2011 年将一名对中国监狱中的酷刑折磨和死亡现象直言不讳的维族老师引渡回中国。

合作打击犯罪活动

印亚太地区国家乃至世界各国都发现,无论其是否与中国签署有引渡条约,在打击贩毒、网络犯罪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方面,都需要与中国合作。

中国自己也承认,本国已成为合成毒品的一个贩运中心,并正在加大力度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表示,2016 年中国查获的冰毒和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的数量比上一年激增了 106%。

毒品问题已蔓延至中国境外。刘跃进说:“中国国内制造冰毒、氯胺酮以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形势非常严峻,这些毒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走私到了海外。”

本页中的孟宏伟于 2016 年 11 月被任命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的升职让那些反对国际刑警组织卷入政治检控活动的人士担忧不已。[ 路透社]

兰恩和同事托马斯埃德 (Thomas Eder) 在 2017 年 1 月为在线新闻杂志《外交学者》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盟各国应当“在与中国开展这些领域的合作方面制定统一战略,不能每个成员国各行其事。在要求中国进行司法改革甚或提供更强力保障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必须保持一致的共同立场。这是防止与中国的双边协议破坏国际法律规范和民主价值的唯一途径”。

兰恩的研究表明,尽管欧盟很多成员国与中国签有司法协助条约,但只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立陶宛、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七个国家与北京签署有正式引渡条约。

红通令

各国在追踪逃犯时如果希望得到帮助,会向国际刑警组织求援。

中国因经常请求国际刑警组织颁发红通令而闻名(红通令相当于国际通缉令)。目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的是一位中国人。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 2016 年 11 月被国际刑警组织代表选为主席。

国际刑警组织的宪章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但人权倡导者担心中国会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拘捕政治反对者。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以来,已有超过 100 万名腐败官员受到惩处,处罚从降职到长期监禁都有。嫌犯中很多人与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有关。

在孟宏伟当选后,大赦国际组织东亚区主任林伟 (Nicholas Becquelin) 发表声明称:“对孟宏伟的任命值得警惕,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试图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追捕海外异见者和流亡者。”

兰恩称可以和中国协商解决人权保护问题。“在引渡协议方面,中国的做法是高度分化的。”他说,“北京已经做好准备在与西方国家,如法国或意大利的条约中接受较高的法律标准,但同时,中国又在不断破坏国际原则,例如和中亚和南亚各国签署不符合标准的协议,向其提出政治色彩浓厚的引渡请求。”

兰恩认为,在建立基于规则的引渡框架方面,东盟和欧盟之类的多国组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通过外部压力推动中国国内法制改革并不现实,”他说,“但至少在直接涉及引渡和与中国当局的法律互助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法律保障,这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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