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加剧的 不平等

日益加剧的 不平等

贫富差距导致安全风险增加

撰稿:Miemie Winn Byrd | 图片:路透社

法 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 2015 年 11月巴黎恐怖袭击后声称,长久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也是推动伊斯兰国崛起的其中一个原因。他的这番言论引发诸多争议,并由此延伸到对全球不平等现象的讨论之中。2014 年,他出版了畅销书
《21 世纪资本论》,引发大众对“不平等”这一主题的关注。这本书既有支持者也有批评者,而无论哪一边都有很多人同意他的作品成功引起了人们对该主题的浓厚兴趣。上一次这种程度的关注还是在英国经济学家 John Maynard Keynes 于 1936 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的时候。

由于印度政府决定发放现金而非提供救济食物给穷人,激进分子走上街头抗议。警察使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

其他经济学泰斗,如罗伯特·希勒、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罗伯特·莱奇从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便开始警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他们都未能像皮凯蒂一样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韦德认为,他的研究成果将改变人们对财富和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他提供了客观数据来反击长期占主导地位一方的论点,后者称不平等不是一个值得公众政策关注的问题。此外,皮凯蒂的著作还将为下一代有关资本主义的思想制定议程。

为什么要关注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

自从皮凯蒂的书在全球热卖之后,针对不平等的讨论便更加广泛和深入。甚至教皇弗朗西斯在 2018 年 1 月对其外交使节团的演讲中也对此话题发表了看法。“我们可能会看到新形式殖民主义的抬头,即强大富有的一方对贫穷弱小的受害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他说。

皮凯蒂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仍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在社会内部制造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弱点,而目前还没多少迹象表明这些弱点将消退。

在《2018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中,皮凯蒂和他在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的同事们发现,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北美和亚洲急剧加速,在欧洲温和上升,而在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巴西则稳定保持在高位。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有一半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也实现了增长。但是自 1980 年以来,全球最富有 0.1% 人口增加的财富相当于最贫穷 50% 人口增加的财富总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存在“从统计数据上看十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过去 20 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平均增长了 3个点,而同时间段内的经济增长则每年减少 0.35%,也就是说,该时间段内产生了 8.5% 的GDP损失。在经合组织 34 个成员国之中,有几个国家位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

意大利分析师基尼于 1912 年提出了“基尼系数”,该系数设定了从 0 到 1 的数值区。1 代表最大程度的不平等:某个人获得所有的收入,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没有任何收入。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兰克·米兰诺维奇警告称“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稳定性和社会结构将遭到巨大破坏。”此番警告通过实验得到了验证。英国流行病学家 Richard G. Wilkinson 和 Kate Pickett 的近期发现表明,随着不公平的加剧,社会资本状况会相应恶化。社会资本是指某个社会的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度水平,若社会资本降低,则社会就会容易产生动荡和冲突。

多项研究表明,当长期的不公平导致出现差距、不平等和排斥时,它会激发源自本能的强烈反抗。中央华盛顿大学行为和进化生物学研究人员发现,追求平等的本能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基因密码中。因此,当“穷人”认为不平等即是缺乏公平追求机遇和资源的机会时,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全球态度项目”的调查显示,高于 70%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国家的经济体系是在为富人谋利。人们对不公平的感受不断增强,再加上有事实和数据证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此,决策者和安全专业人士应保持警惕,因为这种情绪很容易引发不良行为和社会不稳定。

菲律宾奎松城,居住在棚户区的居民抗议家园遭到拆毁。

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于 1996 年发表了一篇调查结果,该调查于 1960 年至 1985 年间对 70 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政治动荡进行评估。同样地,他们也发现了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也会上升。这一结论支持了政治科学研究者泰德·格尔早前关于相对剥夺感、挫败感和攻击性之间存在着关联的发现。格尔是马里兰大学一位杰出的荣誉教授,他发现相对剥夺感(而非绝对贫困)会导致产生不满情绪和挫败感。支持“挫败感-攻击性”理论的实验证据表明,所有人类都有在感到挫败时对自己认为的“敌人”进行攻击的生物基因。

因此,几乎可以预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会在全球范围内试图激发人类的这个本能,鼓动他们对边缘化和不平等的反抗。众多独立运动、叛乱、武装冲突、恐怖组织和暴力冲突就是利用人类共有的这个本能来招募和动员追随者。

其他副作用

尽管人们普遍能了解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性与社会动乱和政局动荡之间的关联,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性和公众健康之间也存在着关联。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S.V. Subramanian 和 Ichiro Kawachi 在其 2004 年对流行病学研究(该研究覆盖全球 6000 万人口)的元分析中发现,不平等与不健康之间存在关联。2009 年,英国流行病学家 Wilkinson 和 Pickett发现了相关证据,能证明不平等与肥胖症、少女早孕、精神疾病、滥用药物和死亡率相关。

从常识上,我们知道持续失业可导致压力和沮丧感。现在则有了科学证据证实,压力和沮丧感会对精神和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Wilkinson 和 Pickett还发现,高度不平等与敌对行为、杀人、种族歧视和监禁率上升有关联。相应地,也会导致信任度、社会资本、学习成绩和社会流动性的降低。

亚洲急剧坠落的平等

皮凯蒂在巴黎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著作,其中用到的历史数据来自对 20 个国家三个世纪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研究。与此同时,针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均已发出了警告。过去20 年间,亚洲经济迅猛发展帮助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但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远高于穷人,也加大了贫富差距。

随着资本主义席卷整个亚洲,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分出了赢家和输家。这些现状,再加上政府结构内部猖獗的腐败现象,往往会加剧权贵资本主义和垄断,最终会导致那些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较少受益的人产生更大的不公平感。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的“全球态度项目”发现了这种不公平感。在这项调查中,有超过 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国家的经济体系是在为富人谋利。

印度孟买,无家可归的儿童睡在人行道上。研究人员称,导致此现状的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引发政局动荡。

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政治制度对于“穷人”的合法性有所削弱。当不平等因种族、民族和宗教不同而被放大时,愤恨和不满会导致政局动荡。其表现形式既包括和平的抗议示威,也有犯罪活动、社会动乱、政治暴力、军事政变、武装冲突和革命等。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我们已见到太多此类例子。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美尔瑟在他的著作《恐怖主义的面孔:社会和心理学角度的观察》中谈道,一旦意识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人们会“更明显看到自己在其他方面被排挤的证据。”例如,在缅甸长期的民族冲突以及菲律宾和泰国南部穆斯林的反抗中,都可见到这种意识的影响。

除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外,还有众多其他组织对亚洲地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表示关注。2013 年,世界经济论坛对来自行业、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的 1000 位专家进行了一次针对 50 项风险的评估调查,要求他们根据其可能性和未来 10 年的影响对这些风险进行排位。

“严重的收入差距”位列第一。国际乐施会发表的一篇报道显示,全球最富有 1% 人口的财富占有率已从 2009年的 44% 上升至 2014 年的 48%。截至 2018 年 3 月,《福布斯》杂志亿万富豪榜上榜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2208 人,他们的财富总额为 9.1 万亿美元,而 2017 年的统计数字为 7.7 万亿美元。“超级富豪变得越来越富有,在逐渐拉大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福布斯媒体集团财富部门助理主编 Luisa Kroll 和 Kerry A. Dolan 如是说。

美国的不平等不断增加

在不平等问题上,美国也未能幸免。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较弱经济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可能引发自我强化恶性循环。“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讲,不平等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实际的政治层面,”斯蒂格利茨说道。经济上的不平等“可以帮助很小一部分高收入、富裕的精英获取政治权利。”

日本东京,一位女性请行人为消除儿童贫困捐款。

也就是说,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确如此,某些经济学家(例如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罗比尼)警告称“任何不能适当解决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模式最终将面临合法性方面的危机。”合法性为民主政府的执政能力奠定了基础,让他们能够获得人们对制度和领导人的信任,并能够执行法治管理。

在这个信息传播和交通运输广泛进步的时代,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公平的想象和认知正在渗透进人们的思维意识中,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在财富金字塔底端的人们。随着心境的转变,当他们得知其他人获得更多时,便不会再满足于自己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改善。

安全风险

决策者和安全专家应该对持续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保持警惕。世界经济论坛的《2012 全球风险》报告称:“在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地笼罩着一股对未来期望值降低的情绪。”盖洛普民意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同时也表示愈发不信任政府有能力扭转这一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总干事拉加德在包容性资本主义大会上警告称,“不平等还将导致分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治斗争将富人和穷人对立起来,那么民主将会走向分裂边缘。”这种情绪很容易被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分子放大和利用,他们往往会提供利诱并能够创新性地使用现代通信技术手段。

这又引起了人们讨论皮凯蒂于 2015年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言论的合理性——他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推动了伊斯兰国的崛起。从横跨多个学科的著作和研究结果看,相对剥夺感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动乱、政局动荡和暴力冲突有着重要关联,皮凯蒂的理论似乎很有说服力。相对剥夺感和不平等确实能通过增强其他不满情绪促进极端化,使社会分裂并让当前体制失去合法性,进而给社会动乱和暴力政治表达提供更多机会。因此,皮凯蒂对解决伊斯兰国问题的策略能够击中要害,他建议解决手段中必须要包括改善整体经济状况,并缩小各国间和各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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